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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法律对后世的影响 2003年  

2007-06-07 09:50:16|  分类: 哲学和法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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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就我们这门课的教材《法学 *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》(以下简称《教材》)提出一条意见。

《教材》P.226第4 ~ 5行说,“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资料都已经充分地证明,夏朝已经建立了职官、军队、监狱等国家统治机器,也初步形成了实现国家统治职能的法律制度”。

 《教材》的上述文字中,认为夏朝存在是不严谨的观点,尤其是说“考古学已经充分地证明……”更是有问题。就历史文献而言,夏朝的存在有多处记录:象《越绝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等等,多不胜举。

但是,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历史学是十分严谨而保守的。一个朝代在历史上的存在与否,除了要有历史文献记载之外,还需要有地下考古发掘成果的证实。尤其是上古史。因为历史文献的情况很复杂。举例来说,史籍的真伪;作者的认识;版本的差异;记录的谬误等等,都可能给史家的分析判断提供错误的信息。即使就严谨的司马迁而论,离开夏商也“去古甚远”。他本人也没有看到过甲骨文之类的古文字材料。在《史记》中,矛盾的地方也不少。因此在现代,尽管文献上有商朝的大量记载,但是商朝在历史学上的最后确认,却是在包括殷墟在内的商代地下考古发掘之后才得到完成。尤其是卜辞的出土、发现、整理和考证后,才使得《史记 / 殷本纪》中的殷世系得到了的证实。(见王国维《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)据此,没有人再怀疑殷商王朝的历史存在。

而现有的所谓夏代考古遗址,都是种种猜测或假设,没有一处遗址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。大家都充分注意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,无论是地理方位和年代,均与史籍记载的夏朝最为接近。遗憾的是,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文字!故此,史学界并没有取得最后的确认。(详见白寿彝教授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)因此,说“考古学已经充分地证明”夏代的存在,在史学界考古学界来说是不承认的。

二、西周法制的哪些内容影响到封建法制?

 西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。对于西周王朝的一系列划时代特征,范文澜和翦伯赞将之归结为封建领主制社会,不仅大大有别于此前的夏商,而且深刻影响到以后的封建社会。从法制(法律制度)的角度看,也是如此。

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,乃是源于中国古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宗法制度。所谓宗法制度,是“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制度与国家制度的结合,以保证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”。西周以后,宗法制度时强时弱,但是始终伴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。象西晋的惠帝,当听到天下“荒乱,百姓饿死”的消息时,竟然说出“何不食肉糜?”的蠢话。如此白痴竟当了皇帝,就是靠着宗法世袭制度。因此,封建基础不变,西周开创的较为系统的法制对后世也就有较多的影响。

张铭新教授在为我们讲课时归纳了西周的法律制度。根据张教授的归纳,可以发现:西周的这些法律制度,很多方面对于后代封建社会产生了影响,留下了痕迹。兹分析之。

一、“以德配天”、“明德慎罚”法律思想的影响

中国封建社会,王朝更替,新的统治者寻找的理论根据就是“以德配天”,尽管用词不同,如“替天行道”其实质一样。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。自秦以后,地主阶级经常在矛盾的双方中寻找一种阶级矛盾的平衡点。“明德慎罚”就是一种阶级调和的法制指导思想。史称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“康雍之治”等等,就有“明德慎罚”成果在内。

二、“刑”与“礼”之法律形式的延续

西周之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,“刑”于“礼”的法律形式延续最为明显。由于儒家学说长期占着统治地位,礼的作用一直明显地起着积极的规范作用。尽管“礼”有时以“道”或“理”的面貌出现,其实强制性质是一样的。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用“吃人”二字来点破其实质。另一方面,刑作为礼的一种后盾、镇压工具,又起着消极的制裁作用。这两个轮子在一起,左右维持着封建马车转动向前,直到腐朽倒地而散架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,靠礼来维持着几百号人的封建秩序。但若有人违背礼教,则有国家认可的“家法”甚至“送官”以国法来制裁。

三、关于西周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”

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”并非言庶人与大夫可以不受礼与刑的制约,只是说庶人不能参与贵族专有的礼仪活动,贵族犯法可以按照常理来处置。虽然以后有“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”之说,但是封建的法律等级原则和特权原则却从未取消过。即使在高唱“平等”的太平天国政权中,法律等级和特权原则也普遍存在,并细化为规则,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政府。

四、西周其他法律形式之历史影响

命、令、诰,作为官方应用文体,直接为后代王朝所沿用,尽管用途及范围有所变化发展;而先王遗训,往往成为后代包括当朝皇帝所必须遵循的原则;至于习惯法的作用,在历代王朝中也屡屡可见。北宋旧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,就常常以习惯法作为理由来阻碍新党改革。

殷彝,作为适用于被征服的殷人之习惯法,在后代也时有实行。历史上中央王朝对于周边地区政府实行“羁縻”政策,做法之一就是利用当地人用当地的习惯法来维持统治。如西汉之于南越王,大清之于朝鲜、越南附属国(邦联制性质?)等等。其实,现在回归后的香港也保持着当地的习惯法。

五、刑法方面

(一)后代在刑类上吸取了三代包括西周关于刑法多样化的做法。1)尽管具体方法不同,但是刑罚上的多种死刑或肉刑并存,一直延续到晚清;2)劳役为主要内容的刑罚,如在秦代,利用大批刑徒修筑宫殿和长城;3)嘉石之制,张教授说“类似于今之拘役”。4)赎刑。整个封建社会,犯者用金钱或职位来赎所犯之罪,不但常见于史籍,而且在旧小说中也有反映:如“…,但念尔…,现革去 X X 职位,从轻发落”等等。

(二)西周的刑法原则。1)老幼犯罪减免刑罚。唐律中有“老幼废疾犯罪减免”法条,与此如出一辙; 2)区分故意与过失、惯犯与偶犯。秦律中也有“端”与“不端”;累犯(现代,惯犯不同于累犯)加重等相同相似做法。3)至于其刑事政策——“刑罚世轻世重”则更为后代的统治者所看重。所谓“乱世用重典”,常为镇压之借口。而贞观四年“断四刑二十九人,几致刑措。东至于海,南至于岭,皆外户不闭,行旅不齎粮焉”。这大约就是“世轻”的典范了。

六、西周的民法

(一) 民事规范:以习惯法为主的民事法律体系。中国古代社会法律重刑轻民。民法多以习惯法为主,西周可以说开其端。

(二) 婚姻家庭制度:1、结婚原则:(1)一夫一妻。奴隶主贵族可以纳妾。(2)同姓不婚。(3)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2、结婚程序——六礼: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3、离婚制度(许可离婚主义与专权离婚主义)。七出:中国古代男方片面离婚的七种理由,按照礼制的提法是:不顺父母、无子、淫、妒、有恶疾、口多言、盗窃(窃盗)。三不去:对男子出妻的三种限制,一是有所娶无所归,二是与更三年丧,三是前贫贱后富贵。

上述成文或习惯的规定,在中国古代社会多有延续,常见于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当中。举例来说,陆游与唐婉的悲剧,是由母命造成的;《西廂记》中的红娘,此后成为媒婆的带称;贾府的赵姨娘低下地位,是因为处于妾的地位所决定的;男子休妻的权利,处于“七出”;而高明的《琵琶记》中赵五娘最后以戏剧的方式出现,则与“三不去”的习惯有关;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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