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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的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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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清照改嫁问题新辩  

2009-10-16 17:22:24|  分类: 李清照研究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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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李清照改嫁问题,是“李学”研究中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。争议大原因有二:史料真伪难辨;方法略显封闭。本文研究,视野有所开阔,不具关键性的史料有所增加,方法上自以为有些新意。故而期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澄清。

持改嫁说者(本文概括为肯定说),从宋代开始,经明清两朝迄至现代,不乏其人。但其中当以宋人之说为其代表。案宋人肯定说中较为有影响的,又当推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,王灼的《碧鸡漫志》,赵彦卫的《云麓漫钞》和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。兹将四处有关文字转录如下[①]

《云麓漫钞?卷十四》中《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》:“忍以桑榆之晚节,配兹驵侩之下才......友凶横者十旬,蓋非天降;居囹圄者九日,岂是人为!”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?前集六十》:“苕溪渔隐曰:‘易安再适张汝舟,未几反目。有启事与綦处厚云:猥以桑榆之暮景,配兹驵侩之下才’。传者莫不笑之”。

《碧鸡漫志?卷二》“易安居士,京东路提刑李格非之女,建康守赵明诚之妻。……赵死后,再嫁某氏,讼而离之。晚节流荡无依”。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?卷五十八》:“绍兴二年九月戌午朔,右承奉郎、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,以汝舟妻李氏颂其妄增举数入宫也。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,诏除名,柳州编官,十月巳酉遣。李氏,格非女,能为歌词,自号易安居士”。

依据王学初先生的研究,以上四处文字中,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为最晚,大约成书于他的另一部著作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之后。《杂记》分甲、乙二集。甲集完成于嘉泰二年(1202年),乙集完成于嘉定九年(1216年)。其次是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,其初名《拥鑪闲记》,原刊于汉东学宫开禧二年(1206年)易名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一书分前、后二集。胡仔曾于绍兴十八年为前集作序。看起来成书很早,其时清照尚在世。但有人发现书中有若干处引洪迈的《夷坚志》,皆《夷坚甲志》之文,其中所载之事,有下至绍兴二十九年者。据此,《苕溪渔隐丛话?前集》实写成于其序的十年之后。这样,四处有关清照改嫁的文字中,当以绍兴十九年(1149)王灼写成的《碧鸡漫志》为最早,同时也是有关清照改嫁之说中的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材料。

       查商务引书馆《辞源》,《碧鸡漫志》一书为绍兴年间王灼寓居于成都碧鸡坊时所撰。清照关于改嫁张汝舟又离异的谣传应该产生于杭州,一经传播,在当时必是沸沸扬扬,不胫而走了。成都离杭州大概万里之遥,从“再嫁某氏,讼而离之”来看,王灼似乎对这件事还不太清楚:不知道张汝舟其人,只能称“某氏”。这样混沌的传言入书,其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。再者,王灼的礼教观念很重,并深入了他的文学观。对李清照,他是抱有偏见的。《碧鸡漫志?卷二》说李清照“闾巷荒淫之语,肆意落笔。自古搢坤之家能文妇女,未见如此无顾籍也”。抱如此成见之王灼,轻信谣言,自然不足为怪了。

如前述,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?前集》虽然有绍兴十八年的序文,但其书成于绍兴二十九年之后,离传谣清照改嫁的绍兴二年相隔二十七年之久。清照改嫁之传早已三人成虎,胡仔写这件事的时候,已不能细细将它弄清楚了。想想文革中一些事情吧,逝去未远,但已难辩真伪。

       李心传虽从小在杭州就喜欢从故老长辈中访问旧事,但撰述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却是在四川。择取改嫁说,无论是受王灼影响还是据童年所闻,情况都与胡仔与王灼相同。《要录》中有关李清照和张汝舟的那段文字,有的具体到了年月日(这倒成了况周颐考证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不具备时空条件的出发点,详后。),只能说明在李心传闻说的时代,改嫁一事已被说得有鼻子有眼而更加逼真了。要之,以治史谨严而著称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手下的《史记》中尚有舛误,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,那何况李心传呢?

       至于赵彦卫的《云麓漫钞》载有李清照的《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》,清人俞正燮在那篇有名的《易安居士事辑》一文中断言为“文笔劣下,中杂有佳语,定是窜改本”。俞氏所下结论可信,但是理由不足,兹补充如下:

启文末尾说“忝在葭莩,敢兹尘渎”。葭莩典出《汉书?中山靖王胜传》:“天子置酒,胜闻乐而泣。问其故,胜对曰,‘……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,鸿毛之重,……’”。颜师古注:“葭莩喻薄,鸿毛喻轻,轻薄是也”。后世泛言亲戚为葭莩。启文末尾的这两句话,说明了李清照与綦崈礼有亲联关系。但是更确切地说,綦崈礼是与赵明诚家有亲联关系。綦崈礼之婿是谢伋,谢伋又是赵明诚的堂兄。 如果清照真的改嫁张汝舟,按照礼制,那她已经不是赵家的人了,何“葭莩”之有?况且赵、李两家本来各属新旧两党,互为政敌。虽然时代到了南宋,但旧有矛盾不会完全化为乌有。清照改嫁张汝舟而又有讼事,綦崈礼不乘机下井落石就算有风度了,哪会帮李清照的忙呢?其次,綦崈礼是在绍兴二年九月除翰林学士的。翰林学士可称为“内翰”,但綦崈礼并未被授予“承旨”。承旨是不常设的,以学士资力较深者担任,位在诸学士之上。而启文说“此盖伏过内翰承旨,搢坤望族”。这就是一个漏洞。连持改嫁说的李清照问题研究专家王学初先生也只得说“殊不可解,……俟另考”[②]。再其次,綦崈礼卒于绍兴十二年,启文全文初见于《云麓漫钞》,其片段文字则最早见于《苕溪渔隐丛话?前集》。这样,即使按照胡仔的序文推断,充其量也只是绍兴十八年而已。其时离綦之卒年已相距六年之久。这里也产生一个问题:如果启文作于绍兴二年,却为何要迟迟等到綦崈礼死后的若干年才被公开呢?綦崈礼生前权势可非同一般,绍兴二年八月高宗的那份罢免秦桧的诏书就是由他起草的。是时綦崈礼又任兵部侍郎,“拜中书舍人,赐三品服,进用之速,近世所未有,高宗犹以为得之晚”[③]。象这样亲近皇帝的人,有时某些权力近于宰相,谁还敢在他生前篡改启文呢?而綦崈礼死后情况就不同了,篡改者可以肆无其惮地篡改了。

持肯定说者将《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》中的几处文字作为直接证据,是认为它来源于李清照本人。然而李清照后期仍旧有不少作品存世,不但从思想情感上,而且从文义上与启文中的那些文字是直接冲突的。这如何解释?应该注意:偏信孤证是不科学的。

       以上对四家宋人记载的看法,笔者懂得并不能直接推翻肯定说。但是可以提示一种相反的可能。事实上,认识一个历史人物,往往不能单凭某些片言记载。持否定说的黄墨谷先生说得好:“正如评价现代许多杰出人物,也不能凭‘四人帮’横行霸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一样”[④]。如李清照自己提到的张飞卿事件,当时也是沸沸扬扬的谣言。在李清照花了钱财后,朝廷没有追究,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不过我们假设:李清照因那个谣言而被官方冤枉处罚了,宋人中好事者肯定还会编成故事。只要一人编,总有人会附和。不明真相的今人恐怕也会感慨到:“李清照才学不错,可惜民族立场是个污点。你看,宋人都记载了!”

今人中,持肯定说者中,可以黄盛章先生为代表。他在《李清照事迹考辨》一文的第八部分中,专门有“改嫁新考”的文字,洋洋洒洒有一万言。归纳之:一、引证宋人改嫁记载可信;二、批驳俞氏等关于“辩诬”的论据。因此,文字虽多,但是仍旧在史料的辨证上下工夫,而大部分是针对俞正燮的《易安居士事辑》。翻来覆去,论证的也仅仅是一种可能。

此外,《新民晚报》1995年2月18日第十版载有署名方健的文章《从李清照改嫁说起》。方文是主张肯定说的。其主要理由有两条:“首先,宋代法令明令允许妇女改嫁。……其次,宋代妇女改嫁乃普遍的社会现象。”前条,作者引用了宋代的法律条文证明,后条,引用了范仲淹生母谢氏、王安石儿媳庞氏、岳飞前妻谢氏、陆游的表妹唐婉等例子为证。

方文在理论运用和史料选择上是有些问题的。首先,法律在一个社会中总是在“底线”的意义上实现其功能。法律上说“可以”,或者没有说禁止,在道德上并不一定赞同,甚至反对。与法律比较,道德总是处于引领的地位。改嫁的行为一放到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道德准则上衡量,立遭否定。在最高统治阶层作整体利益平衡时候,封建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总是占上风的。方文提到仁宗、哲宗时代对于妇女改嫁确有限制,正反映了封建社会秩序的时代要求。改嫁限制有所松动,乃是从底线的意义上作出的统治利益妥协。其次,方文说,宋代妇女改嫁乃普遍的社会现象。这句话也缺少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分析。先从空间说“普遍”。中国在北宋,虽然疆域不大,但是在信息和交通落后情况下,民俗差别很大。一般而言,离政治地缘较近的地区,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大,边远地带则相反。不仅仅古代,即使在今天亦然,想想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别吧。李清照在冠盖云集的杭州,那里对妇女改嫁的评价与唐琬所处的绍兴应该有很大的差别。再从时间说“普遍”。 史家吕思勉先生认为:“自宋学盛行,而士大夫之家,女子之改嫁者,乃几于绝迹矣”[⑤]。吕先生一生治史严谨,其说应当有据。“宋学盛行”是一个渐进过程。二程长期聚徒讲学,是正统理学的奠基者。其在世时,应该是在士子间已经“盛行”了吧?而方文中所举例子,或不在宋学盛行前,如范仲淹生母谢氏、王安石儿媳庞氏;或不在士子间,如岳飞前妻谢氏、陆游的表妹唐婉。最后从阶层上说“普遍”。人是分阶级阶层的。不同的阶层,价值观差别很大,面子着重点也不一样。将焦大和贾政比较一下就可以理解。前引吕思勉先生“自宋学盛行,而士大夫之家,女子之改嫁者,乃几于绝迹矣”之论断,是很具体的分析了。

古代妇女改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。一、男子依靠权势地位娶取孀寡,女子没有选择权;二、为生活所迫,再嫁他人;三、不顾当时社会舆论,自动追求个人幸福。三种情况都不能说明宋代没有鄙视妇女改嫁的道德规范。对照朝中有人的李清照,没有任何一种情况可以归入。

从明人发起的对立争辩中,主要力气是花在宋人肯定说的史料辨证上。平心而论,争论双方引证的史料,从历史证据本身的角度讲,都是有瑕疵的,前人在这上面的梳理潜力大概已经挖得差不多了。材料是老的,方法上却是可以更完善一些。笔者有意识地强化两种方法的运用:一、系统的方法;二、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。前者主张从历史的总和中去把握本质,后者强调剥去假象,还原真实。

       由此,除了前面对肯定说的驳论以外,李清照不曾改嫁张汝舟还有如下理由:

       一、李清照出生于封建大家庭,父亲李格非为进士,曾任京东路提刑,苏门后四学子之一。母亲王氏,祖上曾任宰相。根据这样的家庭背景及以后的生活经历,她的“无顾籍”应该是大有限度的。封建礼教不能对她没有束缚力。将她的爱情词作与唐代无名氏的《菩萨蛮·枕前白发千般愿》比较一下,后者的思想要开放得多,与汉乐府《上邪》篇唱得是同一个调子。而这些调子只能来自民间。李清照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品来。在《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》一开始就明言自己是“素习义方,粗明诗理”,对一封建社会的女子来说,“义方”、“诗理”不就是包含有“三纲五常”的内容吗?要之,三纲五常也能够容纳男女之间的真诚相爱。

       二、据近人况周颐考证,李清照改嫁张汝舟,并不具备时空条件:“易安如有改嫁之事,当在建炎三年明诚卒后,绍兴二年汝舟编管之前。今据俞(正燮)陆(心源)二家所引,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,八月明诚卒,四年易安往台州,之越州,十二月之衢州,绍兴元年复之越,二年之杭。汝舟建炎三年之台州,四年复之明州,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观,绍兴元年往池州措置军务,寻为诸监军审计司。二年九月以增举入宫,除名编管。此四年中,两人踪迹判然,何得有嫁娶之事?[⑥]”有说者论到:这并不能排除他俩各自抽出一个短暂的时间谈婚论嫁。此说理论上尽管成立,但这种闪电式结婚好像需要在通信和交通发达的现代才有可信性。记得文革后一段时间,大家用“闪电式结婚”一词是带有贬义的,这说明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 三、在宋代,妇人改嫁确是不光彩的。对平民来说问题不大,对名门出生的李清照来说却是耻辱。黄盛璋先生在那篇颇有影响力的《李清照事迹考辨》一文中说,“妇人守节直到明清两代才愈趋严格,……明清以前,并没有把此事看得不道德”。王仲闻(即王学初,笔者注)先生也在《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》一文中断言:“宋人视改嫁一事,本极平常,并不以为耻辱,与明清人观点大不相同。……改嫁一事,从当时社会观点而论,并不损于李清照之人格”。黄、王二先生看到妇女守节明清两代甚于宋代,这当然是正确的。但认为宋人视此事为平平常常,那就欠妥了。早在北宋,就有人认为失节到还不如饿死,故有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的说法[⑦]。这在南宋想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?对李清照来说,改嫁谣言一起而广为流传,“传者莫不笑之”。笑者,莫不是讥笑之笑?可见确实是起到了损害名誉的作用。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、晁公武骂她“无顾籍”、“无检操”,朱彧《萍洲可谈·卷中》对李清照怀有同情,对“不终晚节”也认为“惜哉”[⑧]!明、清二朝不论。李清照所处的当代,以此事非议的就很多,怎么能说改嫁一事在当时“并无损于李清照之人格”呢?由此可见,以改嫁来诬陷李清照在当时是极有可能的,而且诬陷确也达到了目的。那么反言之,清照真要改嫁,应该深知其严重后果,想必思量再三而不肯为或不敢为。

 “不肯为”或“不敢为”的严重后果除了当时的道德声誉之外,还有宋朝对于这类事情的法律惩罚。按照宋刑统,不管情况是否属实,妻子控告丈夫这一行为本身就要受到惩罚,这与西周延续下来的维护家庭等级礼制原则是一致的。清照的父亲是路一级提刑官,不能不知道如此后果。因此,李清照告夫一情节与情理不合,宋人的这一记录值得怀疑。

       四、论李清照的达观,经过靖康之祸,她早已是“放得下”的人了。最好的证明是其《金石录后序》。在“屏居乡里十年”的太平日子中,醉心于古器书画,自感“乐在声色狗马之上”,这已经是士大夫式的近禅生活了。及至国亡夫死,器物散尽,更发出“人亡弓,人得之,又何足道”的“有”、“无”感慨,近禅发展为入禅。动乱时局下,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很高的李清照,别号易安居士,不仅仅是赶时髦吧?对其心理而言,保存美好的过去是最好的选择。即使在我们当代人中间,这种例子也是能够找到的。

五、如果真有改嫁一事,那么李清照的后期诗文中应有多次提及或隐含于形象之中。然而除了不完全可靠的《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》中几句话外,没有相似的痕迹。而相对立的例子倒还真不少。比如,她曾在上胡尚书诗中有这样的文字:“嫠家父祖生齐鲁,位下名高人比数”。“嫠”字,在这里不能轻轻放过。《词源》的解释是“寡妇”,并引文“《左传》昭十九年:莒有妇人,莒子杀其夫,已为嫠妇。宋苏轼《经进东坡文集?事略一?前赤壁赋》:舞幽壑之潜蛟,泣孤舟之嫠妇”。李清照自认“嫠家”,当然以夫死为前提。如果再嫁张汝舟又离异,那是不能以嫠家自称的。这里如果仅仅是日记性质,我们能以当事人“主观不承认”为解释;可那是给当朝胡尚书的文字,必须考虑胡尚书对客观事实的感受,如果事实存在的话。

       建炎三年八月赵明诚死后,李清照为之作祭文,中有“坚城自堕,怜杞妇之深悲”句,把自己比作杞妇,悲哀能哭倒坚城,可见对于赵明诚爱得有多深!绍兴二年作的《金石录后序》后半部分更是凄婉动人,催人泪下:

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 今日忽开此书,如见故人。因忆候在东莱静治堂,装卷初就,芸签缥带,束十卷作一帙,每日晚吏散,輒校勘二卷,跋题一卷。此二千卷,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。今手泽如新,而墓木已拱,悲夫!

         昔萧绎江陵陷没,不惜国亡,而毁裂书画;杨广江都傾覆,不悲身死,而复取图书。岂人性之所著,生死不能忘欤?或者天意以余菲律薄,不足以享此尤物耶?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?

       如果在同一年的三、四月份李清照真有改嫁张汝舟事,那么以上这段文字在同一年的八月是断然写不出来的。此外,对于赵明诚的深切怀念,在词作中更是多处可见。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”《武陵春》;“落日融金,暮云合壁,人在何处”《永遇乐》;“三杯两盏淡酒,怎敌他、晚来风急。雁过也,最伤心,却是旧时相识”《声声慢》;“一枝折德,人间天上,没个人堪寄”《孤雁儿》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首诗:

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

——《夏日绝句》

         两汉本继貂,新室犹赘疣。所以嵇中散,至死薄殷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《咏史》

前一首诗,过去一直是认为讽刺赵构的逃跑主义,这固然不算有错。但是形象大于思想。诗中恐怕也含有对改嫁谣言的态度吧?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,表达了清照虽处穷困而宁死不屈的态度;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表现了对赵明诚的忠贞爱情;后一首诗,似乎连汤武革命都不认可。这种奇特的议论,在政治观上是很难说得通,在颂扬夫妻感情上倒是没有问题的。

此外,改嫁一事不见于陆游与朱熹的文集中,这也是值得奇怪的事情。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规定某个人一定要记载这一事情,但象陆游、朱熹这样撰述宏富的文人学者,杂记文相当多,真有其事,大约会著录其书。朱熹又是一位大理学家,爱憎相当分明。然而对李清照的评价很好,大概他对改嫁的谣传是不以为然的。

       以上,主要从立论的五方面(不见于陆、朱文集一条不算)讨论了李清照的改嫁问题。孤立地看某一方面的理由,可能都会被指责缺乏必然性而遭否定。但是五方面构成一个立形整体,它们之间互为支柱,并且和前面的驳论部分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。借用现代的民事诉讼法理论用词,相对于肯定说,已经具有证据上的“比较优势”了。如果再将这一整体看成是持否定说一派意见中的一部分,那么理由就更为充分了。

应该注意到,改嫁是民间私人行为,官方不会出面评价。但是在政治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古代,尤其容易产生市民阶层的倾向性关注。这一是非混淆的原因大概可以列举为:一、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的国民习俗;二、清照富有金石书画等财产,引起贪财者觊觎;三、清照性格傲气,对人多有得罪;四、李、赵两家在北宋即卷入的党争,在南宋初年依旧有余波影响到李清照;五、妇女改嫁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,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理由。这些人为的参合因素,造就了历史假象,给后人以迷惑。我们应该剔除历史假象和偶然因素,从总和上把握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。如果要像一些自然科学家那样去一一“证实”的同时还去“证伪”,那么对于历史人文科学而言,几乎没办法下结论了。



[①] 《李清照研究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336~338页。

[②] 王学初:《李清照集校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,第251~252页。

[③]《宋史·高宗纪》。亿友数字图书馆 ISBN 7-900086-92-7/1.01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。

[④] 黄墨谷《翁方纲金石本读后》。见《李清照研究论文集》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397页。

[⑤]吕思勉:《中国制度史》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,第284页。

[⑥]王学初:《李清照集校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,第288页。

[⑦](宋)程颐《伊川先生语?八下》。

[⑧]散见于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中所辑录的“参考资料”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,第310~326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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