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的《水调歌头?明月几时有》创作距今已有932年。词评家论为“笔调奇逸，风格健朗”。如此千古名篇，如何在意象上从文学想象转向书法造型并表现自我？固然，1000个观众的1000个哈姆雷特，各有千秋，难以偏心于一；但是，本文还是特别愿意以鉴赏的方式，来理解书家王瑞生先生对这首苏词的艺术演绎。王书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。一者为作品中浓浓的魏碑意味，再者是其中的“力势”流动。兹分述之。
按照前人的说法，书法领域中历来有碑帖和法帖之分。前者源于北方，后者盛于南方。两晋南北朝时代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长期统治北方的鲜卑族在逐步汉化的过程中，也将其朴素粗犷的民族性格融入了雄浑厚实的碑版中，其字非隶非楷，在书法史上新成一体。它变汉代分书的藏峰出笔为明显的露峰出笔，字体棱角分明，笔势走方。其艺术特征可以归于“壮美”的书体美学范畴。观览王书，宽厚的粗笔，方折的锋芒，除了可以领略到丝丝的隶意外，更为突兀的是浓郁的魏碑意味。这类笔画在数量上明显占了大多数，从而形成了整体上厚实有力的基调。前说苏词“笔调奇逸，风格健朗”。奇逸指风格，易理解。如何是“健朗”？诗人在经过了丰富的浪漫想象之后，还是回到了人间，是为健康开朗，当然指得是精神内容。立足于现实的健朗如何体现于线条？需要引申和联想。人间是现实的，就像大地一样厚重坚实。“现实”如果给它配上“有意味”的线条，“宽厚坚实”状是非常恰当的，因为两者在审美心理感受上是基本一致的。
如果仅仅停留在魏碑字体的模仿上，即使再逼真，那又难免失之于“静”，显得呆板，与苏词中充满的动感格格不入，需要至“奇”的飘逸，表现为动感。苏词呈现的飘逸动感是多方面的：时间在流动：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；月光在转动：“转朱阁，抵绮户”；情绪在波动：“何事长向别时圆”?这种情与景，在感受上应该像江水那样时而缓缓平泻，时而潺潺作声，时而碰撞激荡，……。你想象地从高山之颠往下俯视江河，那流动的水体——急与缓、起与伏、宽与窄、浅与深，不就是大自然在大地上自在地书写自身吗？
但是，在艺术创作中，王先生大概不会作如上的逻辑思维。只要“明月几时有…”一起诵，无垠的时空隔绝就被书家和诗人双双突破，两人情感紧紧交融在一起，逻辑思维被压抑住了，以想象为特征的形象思维弥漫了书家的整个脑海。于是，欣然提笔，笔随情感，情感随思绪，思绪随潜意识，将那首中秋绝唱一气呵成。辍笔回观，竟无法复制。
这就是艺术创造：动因——过程——结果！
让我们再从“力势”的视角，来分析一下王书的“奇逸”。首先是“力”。苏词这首词，情义丝丝，有婉约意味，本来无“力”可言。但是书家的书法对于诗人的词作作艺术转换时，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一种再创造。所谓两人的情感交流，其实是当今活人向作古先哲的单向索取，其情感可以更为强烈，哪怕将婉约变成豪放。书法鉴赏者尽管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当时书家的情绪如何激荡，但是可以从物化的书法作品中回放出当时创作的情景。力，不仅仅是笔幅宽厚，还体现在收笔上。如“天”、“人”字的捺笔，“归”、“娟”字的竖笔等，皆有急刹车的力度。车辆已停，虽处静态。却可以从急刹车时轮子从地上擦出的痕迹而推断出当时的车速。书法线条的这种力度，正是魏碑所固有的。
其次是“势”。所谓“势”，是一种流动的势态或趋势。怎样表现书法线条的势？直线难以演示。一般的方法是宛转蛇行。这点，王书是充分利用了，无须赘言。另一种方法是所谓笔断意连。比如：“弄”和“清”之间；“影”与“何”之间，纸上断开，在手之笔却没有停顿，只是微微提离纸面，然后为下一个字落笔，在意念上仍旧相连，饶有“逸”的韵律之美。
然而王书中最值得称道的却是大量的枯笔留现。毛笔这种中国独有的书写工具，须得蘸墨而书。墨渐次用完，后面的字自然枯墨，形成丝丝飞白。但是书家当时已经为情感所左右，根本没有留意而继续游走笔锋。这一不经意，反而造就了艺术效果：粗细不匀，浓淡参差，墨色多变，使人感受到流转、飞动、苍劲等复合性情绪。
最后，王先生的这幅作品从整体上看，空间布局也是很完美。可以用乱石铺街，疏密相间作概括评判，所衬托的依然是奇逸和健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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