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“‘苹果’手机和孙丹勇之死”事件被媒体多次登载。例如，2009年8月8日《天天新报》第13版（称摘自《南方周末》）就是如本文引号内的文字作为题目作整版报道的。
孙丹勇之死固然值得惋惜，富士康公司当然也有过错的地方。但，这都是根据当代社会的伦理标准出发而得出的结论。因为分析该事件的伦理基础是当代的，因而是先进的；因为是先进的，所以孙丹勇——从某种角度看——是幸运的，尽管此话说得有点残忍。
过去有句话常被说起：“死得其所”。空间同样离不开时间。似乎该从中引申出另外一句话：“死得其时”。
先看“死得其时”。时，时代之谓也。如果孙丹勇以同样的事因早死30年或者40年，社会舆论会怎样评价他呢？至少是说他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吧”？还有呢？“不能正确对待群众！”“不能正确对待运动！”或许还可以临时创造出一句：“不能正确对待领导！”被说成是“不能正确对待”云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。倘若被批判为“自绝于人民”，那惨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——势必殃及家属甚至朋友——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对此记忆犹新。
再看死得其所。所，处所之谓也。中国地域之大，社会生活处所的价值观差别之巨，是否“得其所”，真的要看造化了。《南史》本传引范缜答萧子良的一段话，尝被一分为二地批驳为宿命论，但今日重温颇有玩味：“子良问曰：‘君不信因果，何得富贵贫贱？’缜答曰：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，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”。一切起于偶然（设如黑格尔，一切呈必然，同样会导致宿命论）。倘若孙丹勇以同样的事因另死于云南省宣威市老家山区，（当然也可以是中国其它什么地方，如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）而不是深圳。结果有何差别呢？主流媒体对此评价估计不会有大差别。但是具体事件发生地的舆论评价可能会大不一样。孰是孰非，难成一律。至于经济补偿，那差别就更明显：试比较一般煤矿、砖窑事故中的死者抚恤金数额吧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如果比较一下时间过程，或许更令人不寒而栗：先是隐瞒——再是抵赖——再是逃避……。即使最后的抚恤金吧，也是双方一再争执，资方就如同犹太人谈生意一样。深圳相比较这些地方，真可算是“茵席”了。
富士康是资本。是资本，就不会自发消除马克思笔下的恶习。然而，这种固有的恶习在一个相对进步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收敛甚至潜伏，而人性却通过自然人的管理者体现了出来。即使，很有可能：在富士康内部仅仅是作为企业危机来处理该事件，且PR部门事先有一个利益策划。但是，我们理解富士康对这一事件进行亡羊补牢的同时，也赞赏其“善后处理措施”：
1、 孙丹勇父母提出的抚恤款36万元已由富士康支付。——赞赏：富士康没有讨价还价。
2、 每年为孙丹勇父母提供赡养费3万元。——赞赏：代替孙丹勇赡养老人之责。
3、 近期，富士康高官参加孙丹勇在云南老家的葬礼。——赞赏：如果说资本仍旧在作“秀”，但是阵阵人情味，不管是浓是淡，仍可嗅出。
要之，不要说三十年前，就是七、八年前，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对同类事件作出上述反应，在我看来是不大可能
的。这与其说是企业的进步，毋宁说是社会的进步。
2009年8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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