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、关于“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”的断句（曹刿论战）
一、如同大家所说，“登，轼而望之。”“登”是一句；“轼”，活用作动词，通过“而”这一连词与“望之”并列。
二、“登轼”是登上“轼”的意思。“登轼”可以瞭望得更远，便于了解敌情而下判断。至于“轼”的平面太窄，可能摔下来的危险，可以有让军士扶持的细节来解释，而这不必显现于文字。战争情况下，不顾危险而“登轼”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本来文言文就有过于简单的缺点。白话文运动中就有人曾经这样攻击过文言文。
三、全句也是断为：“登，轼而望之。”逻辑解释一样，句法解释稍有不同：“轼”是名词，起到一个方式状语功能，修饰后面的谓语动词，即以“把着轼”这样的方式来“望之”。“而”起到一个偏正连接作用（第一种解释是两个动词联合结构）。类似的句子在同一篇还有：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”“再”、“三”是数词，相当于名词，用“而”连接作状语。
（两天后）思考补充：
从句式而言，上下两句还有点对应（有对仗的形式），尽管不那么工整。就此也有两种理解：一、“下，视其辙；登，轼而望之。”此“轼”，词义是车上横杆，词性是名词活用为动词。“下”与“上（登）”相对，修辞优美；二、“下视其辙；登轼而望之。”照此第二种理解，有三个连贯的动作：下视、登轼、望之。“下视其辙”，不用下车，在车上垂眼皮“下视”就可以。如果下车看，因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车辙的全貌（这条理由很重要）。再按照对应规则，下句的“登”与“轼”之间，在语法上应该是动宾关系。在逻辑上，就不应该是在车下往上再爬登上战车（原本就没有下车），而是在军士的搀扶之下登（上）轼（杆）“而望之”。这也是一种理解。此“轼”，词义同前，然而词性是名词，组合成“登轼”，与“望之”构成递进关系。
《左传》作者写的是战争场面，遣词造句应格外用心。在“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”的语境中，将“轼”看成是“手扶轼杆”，这一细节太平常因而太不值得记录了。此句完全可以写成“下视其辙，登而望之”之类，语句简洁，对仗工整，没有歧义。唯有扩充解释为：在战斗紧要关头，非登高远望不足以看清敌军全貌时，曹刿不顾摔下的危险，在左右军士的搀扶下颤颤巍巍登上“轼杆”而“望之”，这才是值得一书的细节。如此理解，使得情节更惊险，曹刿也更值得钦佩。“轼”字才有存在的描写价值。
七、形声兼会意，在汉字中经常碰到。还是以“江、河”为例。
“江”与“工”都以今天上海话读，声母相同，韵母相近。而“河”与“可”，则是韵母相同，声母有差异。这四个字结成两对，在上古时代，每对之间很可能读音是一样的。这是从“声”的方面而言。
至于义，以今天看，麻烦一些。万老师的讲法有些道理。“江”在“工”的方面意义也是明显的：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便利，如：聚集食物、提供水源。工与功有逻辑关系。作功了，得有功利。
而“河”在“可（荷，负担）”的自然方面也很明显，如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气势，黄河数次大改道的力势，黄河吸纳百川的阵势，恐怕也仅仅是“可（荷）”字所能概括得了的。尽管在远古，长江的水系规模也比黄河大，但是中国祖先对于黄河的认识，则更深刻一些，也更“文学”一些。文学作为艺术，就有联想、夸张、赞叹的一面。“河”中之“可（荷）”既有这些浓厚的成分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赞美黄河的，要比长江的多。至少在先秦是这样。
八、自然与社会的繁复客观现象，远比概念要多得多。
概念用文字表达，永远不够用。这种情况下，用“假借”来弥补文字的有限，是一种很好的办法。这种办法，即是《说文解字·叙》所说的“假借者，本无其事，依声托事。”
但是，许慎所举的例子却是错了。“令、长”之间是有明显的逻辑关联性，实为引申关系而非假借关系。象“蚤”借为“早”，“其”借为“箕”才是“本无其事，依声托事”意义上的假借。早先唐兰和曹先擢二先生均有论述。
九、《说文》在小学教育中还是可以引用的。
不但像“日、月、山、川”这种基本的象形字可以帮助认知和记忆，即使如“上、下”“武、信”这样的指事会意等字，用六书理论对于学生也是有帮助的。总之，比死记硬背要好多了。更何况，接触了这些汉字理论，对于未来掌握分析更多的汉字，有着更长久的意义。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，汉字不再是散乱“纸牌”，而是成组成系统文字。
十、禮与礼（
）
《说文》中，“禮”以小篆见，而“礼”以古文见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“禮，古文礼。”可见禮、礼，后者更古，很可能古于甲骨文时代。
从两个lǐ的繁复程度比较而言，禮，更讲究排场：要有“豊”，豊中有“玉”，还少不了一些必要程序，如：主持、音乐、行礼等繁缛的礼数。此则许慎的所谓“禮，履也，所以事神致福也。”那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。但是这些禮，得以社会的物质丰富为前提。而“礼”，从字形上看，一个“示”旁，加一个象“乙”那样的构件。乙，《说文》：“玄鸟也。”狭义讲，玄鸟是早先农耕商民族的图腾。但是“乙”的广义化，不一定是玄鸟，说它是一只可肉食的大鸟也未尝不可。祭上一只大鸟，也可以向祖先祭祀行礼，此其一。其二，大胆地说，礼，也像一个弯曲的人形，在“示（祭台）”前行礼。礼物不重，但是心诚则灵。后来的禅宗如此，先前的祖宗也是这般。从形象思维讲，这两面都能够说通。无论哪种，相比繁复之“禮”而言，“礼”的穷酸相明显。甲骨文时代，社会文明度很高，因此能用禮；蒙昧时代，按照韩非子《五蠹》的说法，社会财富匮乏，头领都没人干。因此“礼”，只能简单一些了。时代发展到后来，禮、礼有了分工：禮，侧重于庙堂那样的特种场合，讲究标准和程序；而礼，则向平时生活方面的礼节靠拢，因而平民化，甚至随意化，不太注重程序和排场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礼这个字，使用场合凝重的卜辞（甲骨文）中没有，而在大篆中又被用起，而在《集韵》中又被收录：“禮，古作礼。”
然而，很多情况下，禮、礼不分。最后，礼成为禮的简化字。
《说文》未收“礼”字的小篆，可见当时小篆中没有此字。但是许慎收了古文（大篆）的“礼”字，并在其下标注：“古文禮。”这也证明：礼早于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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